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固有“得九鼎者得天下”之说！
夏亡，九鼎为商朝所得。600年后，商纣王时，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商，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九鼎旋成为周的镇国之宝。春秋时，诸侯国势力不断强大，周朝统治日渐衰落。齐、晋、秦、楚、宋五霸先后称雄，皆有意图九鼎以代周室。之后大秦一统天下，九鼎却不知所踪，说法不一。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时至北宋，朝内重文轻武，中原富饶而军力衰弱，外族各势力虎视眈眈。此国势极为不稳之时，川陕宣抚司却在四川鼎鼻山意外获得消失了上千年的九鼎之一，梁鼎。沉睡了千年的九鼎，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其余各鼎，又在何处？在异象之下，预示着什么样的江湖大事？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森严的等级制度，卑微的门第让众多生灵压抑而困顿，大多数人随红尘与俗世的风波而浮沉，人们总是在漫漫长夜感慨自身的命运。
英雄者，市井平民之所思也，救民于水火危难之时。“大人物”，达官贵人之所觅也，平天下之纷争者也。儒家称五百年黄河清、圣人出；道家则因至尊的天师而通达于三界；虔诚的草民笃信皇帝乃“真龙天子”……
但是，他们或为宗教，或为政治，或为伦常所收买，于是，他们并不能成为芸芸众生心目中替他们救苦济难的“英雄”。
于是，有了侠——言必行，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拯救士民于困厄水火，使亡者存，死者生……
武侠的存在，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心理的因素。我们的远祖是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初民，在漫长的史前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强大的尚武传统。这股基于我们民族根性的尚武传统虽受到继起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王官文化的冲击，但在先秦社会中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
它的存在，为武侠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武侠的萌芽有关的，除了全民尚武习武的社会环境外，还有当时一种独特的社会心态，那便是弥漫于全社会的经久不衰的好剑之风。先秦时代，人们剑不离身，佩剑是人们身份的标志与象征，也是一种表现男性仪表与气度的配饰。而王公将候们更是痴迷此道，到处去搜罗绝世神兵，手下的剑士数以千计。人们以剑会友，视爱剑之人为知己，往往以宝剑相赠。社会上的好剑之风，不但使一些善于铸剑的能工巧匠（例如吴国的干将）应运而生，而且还造就了一批武艺高超的民间剑术师——即《论衡·别通》篇中特别提到的“剑伎一家”。
我国最早的关于民间剑术家的历史记载出自于《吴越春秋》，越国山阴南林有一位少女，她从小“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天生天养？）却酷爱击剑。她的剑术得自于生活中的感悟，独具一格。越国的相国范蠹邀其为军中武师。进京时途遇老剑客袁公，二人比试，她身手敏捷、剑术变化多端，搏击中，袁公不敌，飞身上树遁走。她不但剑术高强，还兼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她向越王勾践侃侃而谈剑道，指出：“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她这套形神相应、动静互制、长于变化、出奇制胜的剑术理论为后世剑术家所师法。因不知其姓名，只知其为越国人，故史称其为“越女”。除了越女，当时还有些剑伎家也相当有名。如剑术“迫则能应，感则能动”、“变无形象”、“如影如响”的老剑客鲁石公，能“驰弄七剑，迭而跃之”的宋艺人兰子、“在赵者，以传剑论显”的司马氏，都是活跃在民间社会的名噪一时的剑客。我国历史上这一批最早的民间武术家是许许多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间剑客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具有专门武艺的民间武士群体的产生。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对于武侠的萌芽和诞生无疑有着直接的影响。及至春秋末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武士阶层，他们以自由交往的方式为知遇者轻生相报，并以追求某种独特的精神价值为人生目标，虽殒身而不恤。这一社会现象表明：武侠这一中国所独有的社会群体已在母腹中孕育成熟，呱呱坠地了。武侠的历史翻开了正式的一页。
侠的伟大，在于他们殒身不恤，对于自己理想、信念和正义的追求。而这些追求背后同中国庞大的思想文化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

释尊于公元前五六五年出生在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国，释尊生性慈悲，好修行。后释尊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在本尊大日如来的殊胜引导下，于阴历月初八黎明，抬头见启明星而大彻大悟：“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释尊终于成就了菩提正果，佛号释迦牟尼始建佛教。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人中国，汉明皇帝遣使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白马寺。佛教至隋唐时期，达到高峰。主要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东汉至南北朝时禅学成为相当重要的流派。相传菩提达摩于六朝齐、梁间从印度渡海东来，入少林寺安心壁观，领悟佛义同时创出了流传芳年的少林武学，并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弟子慧可等、并授以达摩十三剑、《无量义经》《易筋经》等，后经慧可等几代高僧精研补充，传后世七十二绝技，从此少林寺独尊武林。
佛家武学流派众多，天竺、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皆有不同的武学修为，但都以强身健体保寺护法，修身养性为宗旨，博大精深却无好勇斗狠之戾，多参自佛经教义，因而身藏佛家最上乘武学者无不为得道高僧，少林寺的悟嗔禅师、五台山天龙大师、西藏的莫西逻、天竺大乘护法枯叶都是名震江湖的大家。

道家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老庄，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 其教义就以“道”或“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遵“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全真始祖重阳真人依法于元正隆己卯年在南时村打了一洞住下，名之为活死人墓，自悟禅机，参透天玄，后凿烟霞洞于昆仑闭关，创《纯阳神功》、《全真剑法》并观北斗天象得《天罡北斗阵》，华山论剑重阳真人以纯阳神功力克其他四位武学名家洪七公、黄药师、欧阳锋及大理一灯法师而获天下武功第一的美誉。到宋代武当张三丰参悟道德经，领悟阴阳动静之机，造化玄微之理，统无极，生太极，修成《太极拳》、《太极剑》、《两仪剑法》等绝世神功，道家武学达到颠峰，与少林绝技齐名。

儒家是以古代圣君圣师之思想（尤其是孔孟之思想）为中心，以立身行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儒教是民间封建习俗之礼教。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易、礼、春秋）成为文治武功的基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儒学变成为天下正统并得到发扬广大，儒家专于经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儒学经典里蕴涵着威而不显的武功，精通者可统帅千军万马，上阵可杀敌三千，孔子弟子子路为儒家武学集大成者，子路忠厚善良，勇武豪爽，卫国君残暴子路欲刺杀之，以一人之力搏杀军士千人，后因力脱被屠于城门，可见其时儒家武学已然形成。到后世，或因时世太平，或因庸君昏臣当道，尤其南宋儒武代表岳飞屈死风波亭后，部分儒学武术家不再奉行“修得武艺身，卖与帝王家”的教条，或隐于市集或啸傲山林将所学传授世人，形成不同的流派，一时间，儒家武学遍及神州三山五岳。其中最负盛名的为山东孔门，作为儒学的嫡传，孔门传人孔一凡，孔一仁闭关三十年，通研四书五经分别从诗、书、易、礼、春秋中参得儒家内功心法《混元神功》、《太玄神功》、《尊武神功》，以及《春秋通义拳》、《七贤拳》，广传孔门弟子，孔门武学兴盛一时。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便开始了道统之争，天下始有正邪之别。至妖教东来，汉译胡书，令事情更趋复杂。春秋诸子百家之说，以儒、道、墨三家影响最大。儒家之学与道家法理互补，得以流传不息；道家学说与神仙之学结合，又演化出后来的道教诸派。仅墨家学派和礼教正面冲突，千百年被正统儒家视为邪派异端。
墨家之说为世间礼教不容，其门中弟子甚至被视为妖魔鬼怪而屡遭压凌，故而都极恨世间道德礼法，行事偏激狠烈，其中大有毁世之意，不出世则已，一出世定会掀起轩然巨澜，这与其先秦时“兼爱”、“非攻”之说背道而驰。又因“墨”与“魔”谐音，是以称之为魔门。
墨家与诸家结合，到张骞通西域，又接受外来文化与宗教的影响，强调以武力去清除异己，到魏晋时期，魔门中人积极往西植基发展，魔门中人大多有胡人血统。所以中原正统的民族大义，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尊贤尚功”正是墨家精义的发展。魔门中素以有能者为尊，古之侠者皆多出魔门。
魔门武学纷繁复杂流派众多，因教义不同，分分合合，一旦魔门有劫却能群起而协作且舍生护教，因而魔门能与正统门派长期并存不灭，魔门的《七煞拳》、《无名剑法》声震江湖；《阖辟神功》、《吸星大法》因其残辣让人闻风丧胆，而六甲天书和魔门策上的武学几乎成了传说，二百年来从没有人见识过。西域摩尼教与中原魔门遥相呼应，时而因孰为主属水火不容，时而联合抗击正道围剿，魔门的一个“魔”字纷乱了江湖数百年。